钟山清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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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我离开家
来源:   更新时间:2016-11-11  

  近日,案头多了一本新发的书。封面是红色的,印有马克思、恩格斯头像,书名是《共产党宣言》,顶角有金黄色的锤子和镰刀,后面有一行字“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用手抚摸平整光滑的封面,再打开,掀动书页,“哗哗”声中,脑海里映出的却是当年离开家的情景。

  那是1976年2月里的一天,春寒料峭,大地还没有完全苏醒过来,我离开家去参军。走的时候,也不像电视剧里有敲锣打鼓的热闹场面。我们那个大队,每年冬季征兵都会出去一两个人,人们司空见惯了。特别的,就是母亲早早地给我煮好了菜粥,我吃了两碗,这是我最喜欢吃的。然后再看了几眼住了19年的草屋,坐在平时一起看书的本队一个青年的自行车后架上,就这样离开了。

  “去寻找诗和远方”,常看到书上这样描写人们离家的心迹,而我却没有一丝这样的浪漫感觉,离家的理由就是“想出去”。今天的青年人,可能永远无法理解当时一个生长在农村有一些文化的青年的那种渴望。“三夏”大忙,抢收抢种,快午夜了,人们在月色和汽灯的光下插秧,每人八行为一趟。为了不掉队,我不敢直腰,其实腰已经麻木得直不起来,腿痒痒的也顾不上。当感到生疼时,发现一条蚂蟥已经深深扎进了皮肉里,使劲拍打,蚂蟥掉出来,鲜红的血也顺着腿上的泥水直往下淌。往后看远没有到尽头,往前看却忽然发现自己怎么插丢了一行,“完了!”再数数,原来紧挨着的和我一起回乡的一个女孩,悄悄地帮我把那一行代插了……不能不说,我对这块秧田没有情感,又无论如何总想离去。

  坐着自行车到了公社所在地,在这儿与一个应征青年一起乘一条水泥船到县征兵站集合。水泥船上装着一台挂桨机,载着我们离开这条儿时洗澡的河流。“嘟嘟”的马达声撞击着心头,船后的水浪拍打着河岸,留下一片波澜。本来,我是不会登上这条水泥船的,因为原先我并没有准备去当兵。1975年,推荐上大学,公社推荐的人选中也有我的名字。那时我常常和比我大几岁的青年们一起参加文化活动。记得一次,我写了一篇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叫《心比花红》的故事,被喊到县文化馆改稿,后来在全县参加故事会演讲比赛。为了台上有个好形象,我还专门到县城去做了一件翻开领深口袋的外套,穿起来觉得特别有精气神。现在想起来也暗自好笑,也许从那时起骨子里就想当个城里人。记得当时我填的志愿是南京工学院,后来才知道,这所学校实际是东南大学。父亲连帮我成行的洗脸瓷盆都买好了,可惜我没有走成,走的三个人都是共产党员。

  我更加积极要求上进,一心向党组织靠拢,并写了入党申请书交给大队党支部书记。老支书姓韩,解放战争时一直做支前工作,小时候讨过饭,没多少文化,讲话稿中的许多字都是做的记号,如“板凳”的“凳”就划个四条腿的凳子,名副其实的象形文字。我常常向他汇报思想,他总是跟我说:“党员就是干革命,往前冲,不怕死!渡江战役时,一颗炮弹在船边爆炸,一个同志受伤要掉进江里,我伸手抓他,没抓住,眼见他被浪卷走了,他是个共产党员!”我就是受的这样的入党启蒙教育。这一年的秋天,正是稻子成熟的季节,站在田埂,放眼金黄,酷热消退,凉意轻拂。老支书通知我“晚上参加党支部大会”。我一直记得,那是在乡村小学的一间教室里,一盏油灯特别明亮,全大队的党员都在这儿,他们一致同意吸收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对我提了很多要求。但因为后来临时决定参军,公社党委没有来得及履行组织审批手续,这次支部大会的决议并没有能真正生效。我的入党时间是1977年4月,那是我入伍一年以后。

  就在大队党支部讨论吸收我加入党组织之后,我担任了生产队会计。那天,我正在一个水利工程上挑泥,接兵的同志找到我,问我愿不愿意参军,尽管之前我并没有想过当兵,但嘴里还是说了愿意。接着,他向我介绍了一些部队的情况,说了不少年轻人应该有志向的道理,之后突然问我:“你读过《毛泽东选集》吗?”“读过,很多毛主席语录我都会背。”“那你读过《共产党宣言》吗?”我一时语塞,半天才说,“没有!”他接着说:“没关系,到部队还可以学。”看来,推荐上大学没走成,注定我就得进“解放军”这所大学校了。在接到入伍通知后,我去向住在城里的舅妈告别,其实谁也不知道我去了一趟新华书店。

  水泥船拐了很多河弯,开了近两个钟头靠了岸。到了新兵总站,先编班排,领被子和军装,而后在稻草铺的通铺上,不停地练习打背包。吃了晚饭,接到通知很快就要启程。因为远,家里只有姐姐来给我送行,她含着泪把新织的毛衣递给我,“外面冷,带上!”我把身上穿的还带着体温的棉袄脱下,连同毛衣一起还给姐姐,之后打开背包,把从新华书店买来的《共产党宣言》放了进去。

  从这一天起,我要背着这本书去开启新的人生。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文苑》  作者:完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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