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 文 荐 读（“解放思想大讨论”专刊）
本期仅供党员干部学习参考
编者按：为配合新一轮“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本期特摘要出《南方周末》关于“思想解放”的系列评论，以便给大家带来新的启迪。
解放思想从哪里杀出血路来
广东到底是广东。近代民主革命从这里发端，第一次改革开放从这里起步，南巡讲话的春风亦从这里吹遍全国。现在，新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到任伊始，即重新高举思想解放的大旗。继续用思想解放推动改革开放，让改革开放再上新台阶，无疑是对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最好纪念。那么，新形势下我们该如何解放思想呢？
营造一个“宽厚、宽容、宽松”的舆论环境，是解放思想的首要急务。思想本来就是自由的，只要言者无罪，自然言无不尽。而一部世界历史告诉我们，一旦言无不尽，人类的智慧就很容易充分涌流，就很容易导入社会治理之中，从而为社会健康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保障。
思想天性自由，但现实有限，这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科学理性和政治理性的统一，是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党和政治家的明智选择。负责任的公民应该理解这种选择，与这种选择达成默契，学会对话、学会协商、学会妥协、学会合作、学会共赢。任何轻浮冒进都是要不得的，都可能导致新的曲折，不仅达不到我们要达到的目标，反而使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难以巩固。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教训，我们应有足够的警惕。
因此，我们要自觉地把解放了的思想统一到科学发展观上去，统一到更好更快地发展上来。科学发展观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有着无限广阔的空间。怎样的发展是不科学的？或者说怎样的发展才是科学的？这里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在以人为本已经上升为主导价值之当下中国，显而易见，这里的标准只能有一个，那就是人的标准。凡是有利于人的普遍自由和普遍幸福的发展，就是科学的发展；凡是不利于人的普遍自由和普遍幸福的发展，就是不科学的发展；为什么发展不能见物不见人？为什么发展必须见物更见人？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科学发展观从根本上说，就是一切为了人的发展观，一切为了人的普遍自由和普遍幸福的发展观。用这样的标准去丈量，我们就不难发现，有哪些阻挠科学发展的陈腐观念需要破除？有哪些见物不见人，限制人的普遍自由和普遍幸福的体制机制需要变革？……把这些问题弄清楚并在全社会形成共识，才是真正的思想解放，也才能真正推动进一步的改革开放。
有阻力就有风险，这就需要克服“求稳怕乱”的思想，树立敢为人先的理念，拿出“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正如任仲夷所言：“稳定压倒一切，但不去解决矛盾，矛盾最后就会压倒稳定。”思想解放从来不可能一帆风顺，但作为改革者，就应该不惧风险，以天下为己任。从改革初期习仲勋的主动请缨、袁庚“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呐喊、吴南生“杀头就杀我吧”的豪言、任仲夷悲壮坚定的“冒死挺进”，再到广东新领导班子的义无反顾，我们看到了一代又一代改革者执政为民的坚定信念，看到了广东的希望、中国的希望！
土地已经开化，河流已经解冻，让我们拥抱思想解放那万紫千红的春天吧！
思想解放关键是突破既得利益的重围
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大潮，正席卷广东。如果说三十年前的改革是自上而下，上下同心，那么现在则是明显的两头热，中间冷。思想解放存在肠梗阻现象。那么，阻力其来何自？
首先来自观念上的羁绊。发端于三十年前的改革开放，包括广东人的全国人民，都是受益者，更是创造者。中国人民抓住历史机遇，市场经济大发展，物质财富充分涌流，中国经济总量已列世界第四，超英赶美的浪漫幻想，正在市场时代变成现实。这是一份前无古人的成绩表，但成绩也容易使人骄傲，变成前进的包袱；对成功的路径依赖，也会使人固步自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政府正在逐步归位，公共服务和公共治理正在成为政府的主要功能。一些官员却基于思维定势，观念跟不上时代的变化，这就注定了思想解放很难得到他们的认同。
人都是趋利避害的。某些既得利益者对思想解放的抵触，应属人情之常。但一个国家的未来，一个民族的命运，不应为个别人的既得利益所累。何况，凡是不公平的都无法长久，本来就是历史的铁律。所以普遍自由和普遍平等，越来越成为人类共有的梦想；分享的意识、人均的意识，越来越成为社会舆论的最大公约数；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如钱塘之潮沛然东来，其势不能御。
人不可与潮流为敌。对既得利益的固守，或能持续一时，却不可能持续一世。这就需要既得利益者有精神内省，有良知。人是要有一点信仰的，得有责任感、使命感，且不说超凡脱俗，至少可以活得更高雅一点，更有尊严一点。这就需要超越的眼光，需要站在历史的高度，尊重社会的普遍感受，尊重社会的普遍需求，重建利益相对均衡的新秩序。大家好你才能好，让每个人都能分享发展的红利，才可能国泰民安，你才可能是安全的。否则，在一个断裂和倾斜的社会中，纵然坐拥金山，坐拥无上权力，终究也不过是流沙上的建筑。
总之，思想解放绕不开既得利益问题。我们的社会如何面对既得利益问题，既得利益者如何面对既得利益问题，这些问题不搞清楚，不找出一个文明的和妥当的解决办法，既得利益问题就会始终是问题，就必然拖累思想解放。以平常心看待利益分化，坦然面对既得利益问题，本身就是重大突破，本身就体现了思想解放。既得利益者尤其是官员群体的自我转型，因而至关重要。他们的地位和强势资源，使他们比一般人更有力量推动思想解放。如果他们有足够的精神内省，那么思想解放的阻力就小，新一轮改革开放就更稳更快；而如果他们缺乏内省的勇气，缺乏良知，思想解放的阻力就会加码，新一轮改革开放的代价就会抬升，这当然不是我们民族的福音。
但是无论如何，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是已经走到了一个历史性关口，中国社会已经聚集起强大的内在冲动，不可能停下来了。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也是一个诞生史诗的时代。我们都在用自己的行状，书写各人自己的历史。而历史决不只是纸上的文字，它是一个民族的观念系统。一切世俗的荣耀都会在时间中风化，只有进入历史，进入民族的观念系统，才会真正不朽；也只有挣脱利益自我绑架，恢复信用，恢复尊严，取得与时代共同进步、与人民共同进步的资格，才是高雅的选择，才是智慧的选择。如何在这方面先行一步，自我刷新，让自己进入历史，至少不让子孙为自己蒙羞，恐怕正是既得利益者尤其是部分官员解放思想的切入点。
领导干部须尊重和保护群众的创造
解放思想要不停留在口号上，重要的一点就是顺应民意，尊重、保护和释放群众的创造。而亿万人民的创造一旦得到释放，任何人间奇迹都会创造出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更应该认识和尊重人民的历史地位，尊重和保护群众的创造。这是是否解放思想的试金石，也是落实解放思想的具体体现。
我们不应忘记，正是小岗村的“包产到户”，广东的“三来一补”，蓬勃发展的私营经济，遍地开花的 “以桥养桥”、“以路养路”等等数不清的群众首创，开辟了改革开放的大道。
人民群众天然具有丰富的创造力，这种创造力，植根于人民的利益追求，释放于人民的自由权利。尊重和保护人民群众的创造，就是尊重和保护人民的权利，给人民一片自由的天空。一旦自由的土壤开化，自身能力不断突破，创造之花就会盛开。尤其是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自由释放着创造，创造推动着历史的进步。当下中国，正处在这样的历史时期。公民社会的成长、网络社会的发育，促使各种创造层出不穷，同时也呼唤更为自由的创造空间。
以NGO(非政府组织)为例，长久以来存在着政府办社会的弊端，随着“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政府职能逐步转移，政府的社会职能需要社会自身来承载，这就要求社会自治组织发育成熟，能够承载起这些功能。在先前的中国经济改革中，曾试图将政府转移出来的社会服务和福利事业产业化，也就是将这些社会职能市场化。但实践证明我们干得不够，干得不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民间组织作为社会建设领域中新的社会载体，开始从1990年代出现。目前中国大约有300万个NGO(其中30万个是合法登记的)，至少有6000家国际NGO组织以各种方式进入中国。这些非营利的民间团体主要从事着慈善、环保、教育、妇女、儿童等多方面的社会福利或者社会发展事业。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是实践和认识的主体，离开了群众生机勃勃的创造性劳动，忽视对群众实践经验的虚心学习和科学总结，任何切实的改革方案都不可能产生，任何美好的设计也难以实现。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改革和建设是创造历史的过程，群众的创造是改革的力量之源。只要各级领导干部真正以改革大局为重，对群众的创新给予容忍、呵护、重视、分析、支持，群众创新就不难星火燎原，就能一点一滴地撬动传统体制，推动中国社会和平的渐进的转型。但遗憾的是，一些领导干部缺乏这样的自觉意识，往往把自己放到群众创新的对立面，群众创新的努力总是遭到他们的打压，难有发展空间。群众不能创新，基层的社会问题就找不到解决之道，从而不断积累，不断发酵，不断升级，就会严重威胁社会稳定。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从根本上讲，尊重和保护群众的创造，就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以人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为本，保护群众的创造就是保护人民的自由。自由是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促进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每一个共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都应该记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那句话：未来美好的社会，就是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的社会。
经济增长不能以人为代价
当下中国处于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高发期。而诸多社会矛盾和冲突，显然主要是一个社会治理问题，是一个政府缺位和越位的问题。如汪洋最近所指出的，“有些领导脑子里面就只有发展经济，社会建设有什么问题以后再说！文化建设有什么问题以后再说！污染怎么样以后再说！经济上要干的事，千方百计！生活上有什么问题，也要先生产后生活。”把经济建设为中心片面理解成唯经济建设中心，政府强势主导经济增长，荒废了社会治理的天职，社会问题丛生自是顺理成章。这也就是说，当下诸多社会矛盾和冲突，很大程度上是陈旧的发展观所致。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从陈旧的发展观中解放出来。
经济增长在任何时候都是重要的，但这不等于就需要唯经济建设中心。经济增长不是万金油，不是所有的经济增长，都自然而然地带来社会的发展。没有社会的制衡，没有普世价值的制衡，政府强势主导的片面的经济增长就会是盲目的增长，就会最终异化，成为与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与文明的发展对立的一种力量。
政府强势主导的片面的经济增长，必然伴生形形色色的社会问题，导致高昂的社会成本。为什么经济对外依附性过强的局面难于改变？是因为内需没有拉动。为什么内需不能拉动？是因为普罗大众长期的低工资低福利。如果说低工资是我们民族企业的一个国际竞争优势，不宜于过早放弃这个优势，那么，由此造成的普罗大众的实际收入的降低，本应由国家提供的普遍福利来弥补。而事实上，经济高速增长创造了税收和财政的高速增长，国家并不是没有钱来提供普遍福利。但普遍福利一直缺位，本应是国家作为主要出资者的全民社会保障，却主要靠商业性的社会保险来替代，普遍福利的负担就这样转嫁给了企业和劳动者，使劳动者并没有多少实际受益，也使企业更加不堪负荷。
进一步追问，为什么普遍福利难以实现？高昂的行政成本及腐败成本当然是制约因素，但最重要的制约因素，还在于项目拉动、投资拉动的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没有实质改变。在先生产、后生活的传统观念的主导下，不顾一切保增长，集中一切资源用于拉动增长，就成了政府的主导思维。这种思维本质上是一种战争思维，它把发展经济当作一场在总量上赶超竞争对手的经济战争。而但凡是战争就必然有代价，就必然要牺牲很多人。所谓基本权利，所谓公平正义，所谓普遍自由和普遍幸福，所有这些制衡因素都不能不统统让位。
不顾一切，不惜一切代价的经济增长，即唯经济建设中心，所不顾的主要是基本权利，所不惜的代价主要是人的代价。只有自由的发展才会最终导向发展的自由，不自由的发展，最终不免导向发展的歧途，即人的负发展、社会的负发展。经济的高速增长与提升普罗大众的生活品质没有多少关系，与普罗大众的生命需要没有多少关系，不能让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受益，那么受益的就只会是极少数。权利的倒金字塔结构，就带来利益的倒金字塔结构，构成我们社会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就出现这样一个悖论：社会矛盾和冲突愈是增长，就愈是冀望经济增长来解决；而高危运行的经济愈是增长，所付出的社会代价就愈多，社会矛盾和冲突就愈是加剧。社会就这样走入了恶性循环。
这样的恶性循环是该到终结的时候了。经济增长不能不顾一切，冲击一切。只有愿意接受基本权利制衡的经济增长，只有愿意与普遍自由和普遍幸福并进的经济增长，只有这种人性化的经济增长，友善的经济增长，才是有生命力的增长，才是永续的增长。片面的经济增长固然可持续一时，但这种社会成本尤其是人心成本巨高的增长，最终是要遭遇天花板的。趁着当下经济态势稳定，政府力量强大，及时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型，使经济增长始终服从和服务于人的需要、社会发展的需要，犹为未晚。
价值观更是发展的尺度
思想解放，归根到底是“让思想冲破牢笼”。
思想的牢笼，既包括人自身的观念习惯，包括社会的观念传统，也包括体制制约。对于个人而言，思想更多地受到哪一座牢笼的禁锢，因人而异。但对社会而言，思想禁锢毫无疑问更多地来自于观念传统尤其体制控制。解放思想，就是让思想冲破社会的观念传统和体制制约。
冲破社会的观念传统，一定会面临这样的质疑：难道传统没有价值，只能作为被抛弃的对象吗？显然，任何一个社会，传统既是社会的文化记忆，也是强大的观念现实。作为文化记忆，抛弃是轻率而且荒谬的；作为观念现实，抛弃也是不可能的。然而，惟其是一种文化记忆，传统可能会成为思想的习惯，使人很难走出记忆的设置；惟其是一种观念现实，传统可能会早已模板化地处理了一切问题，使人不知不觉地套用思想模板而放弃乃至拒绝创造的可能。
越是辉煌的传统，越容易让人沉醉其间，形成对自身独特性的自恋。传统不仅是人确认文化归属的标准，也是获得自我肯定的来源。辉煌的传统不仅使人在回想历史的荣耀之中得到满足，而且使人将传统作为一种万应良药。面临冲击时，传统被视为“保国保种”的法宝；有所作为时，传统被视为“创造奇迹”的根由；处于困惑中，传统被视为无所不有的资源；畅想未来时，传统被视为世界大同的保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定期陷入“国粹主义”的迷思，它既让我们省思发展的延续性，也使一些人加固了“汉家自有制度”的情怀，“儒教共和国”、“现代仁政”乃至“二十一世纪是中华文化的世纪”之类的宏伟设想由此而生。
体制制约更深入地影响到人的思想状态。传统不过是一种向后的拉力，而且也未必不可以作为我们回望来路的镜鉴，体制制约则是思想的阻挡物，它强制性地划定思想的允许范围，给出思想的规定线路，构造了思想的语言屏障，让人一旦处身其间如入魔阵，既能乐此不疲地自说自话，又能乐此不疲地指斥别人，而人一旦要离开这种境地，脱离这种游戏，则立即会受到各种非难，遭到各种惩戒。
应该说，与传统相似地，体制制约也构造了一套“特殊性”话语，它既是一种解释，也被描述为一幅蓝图。作为解释，它说明为什么我们与众不同；作为蓝图，它将与众不同作为追求。它对观念加盖检疫章，合格或者不合格，合法或者不合法，不合格和不合法的观念将被回炉再造，而观念与人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所以回炉再造的便是一个又一个人。与传统相似地，体制制约也构造了一个足以沉醉其间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大家各呈其妙地猜想原义，如同儒者回味和揣摩圣人的本意，而放弃了自身作为一个思想主体、一个生活主体、一个创造主体的能力。
“让思想冲破牢笼”，需要充分重视那些思想已经冲破牢笼的人们所形成的认识成果，而不是固守基于观念传统或观念控制所形成的排异反应。那些思想已经冲破牢笼的人们所形成的共同观念、共同准则、共同价值，应当是人类共有的财富，而不应被视为适应于特异气候的果实。我们至少相信，“让思想冲破牢笼”、思想解放、心灵自由这些话语，就是对人类来说普遍有效的，而非对某些民族或某些社会来说不需要。我们至少相信，民主、平等、和平、正义、人道等等是值得信奉的，而非对某些民族或某些社会来说可有可无。而这些正是在人类思想解放过程中所产生的成果。
无可否认，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特性，但思想解放需要打破对历史的沉迷和对特性的崇拜。历史文化和社会特性决定了每个民族和每个社会将会产生区别于他人的发展道路，但是夸大这种区别不免陷入文化相对主义的怪圈，人们在这种怪圈中自我论证、循环论证，思想就会被酱缸熏染。如果一种文化中某些成分虽具特性，却不过是观光的材料，看稀奇的对象，例如小脚，例如烟枪，例如凌迟，例如“人君无过举”，那是不足坚持的。如果一个社会中某些成分虽具特性，却不过是被人同情的要素，例如权大于法，例如“官员如父母”，例如“官大表准”，例如十亿人只有一个大脑，那是应该改变的。
一个国家产油多少、产煤多少、产粮多少，一句话，经济总量或经济指标固然是重要的，但不是惟一的。信守怎样的价值观，人的权利、精神与思想处在怎样的状态更重要，更是发展的尺度。只有紧紧围绕着人的发展，服务于人的普遍自由和普遍幸福的发展，才是我们需要的发展。而这就需要价值观来保证，来提示发展的方向。因此，是否尊重普世价值，不仅是影响人的发展水平的标志，也是人是否能够获得发展的前提。
思想解放，就要还回人思想的权利，清除思想的牢笼，放弃对特异性的自恋，拥抱人类普遍价值。基此，我们可以也必然具有特性，只是这种特性不再作为同情和看稀奇的对象，而是被世界认可和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