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山清风
金陵廉史
“心契上天 脚践实地”——端复初、端木孝文、端木孝思
更新时间:2010-05-28  浏览次数:

  端复初(1321~1373),字以善,溧水人。是孔子得意门生子贡(端木赐)的后裔,本姓端木,后简称为端。元末曾出任江南行省御史台等职。

  元至正十九年(1359),端复初被常遇春招至幕下,后被朱元璋任命为徽州府经历(官名,主管衙门案牍文书,统领吏员)。徽州为江东大府,元末赋役极重,民众不堪忍受。端复初悉力辅佐地方长官进行治理,鼓励百姓开垦因战乱而抛荒的土地,并定图籍、均赋役,严法纪、惩腐败。一时间官员不敢再横征暴敛,而民众也都能及时缴纳赋税,地方治安见好。当地孔庙、三皇庙等古迹年久失修,加之战乱,多有倾圮。端复初筹集专款,雇人修葺,损毁过多的则加以重建,工程浩大。但直至全部完工,当地百姓尚不知此事,他对民力之体恤,由此可见一斑。至正二十六年(1366),端复初改任吉州府通判,吉州风俗奢华、民众好讼,向以难以治理闻名。他下车伊始,即召集耆老乡绅,训诫他们勤俭为善之道,同时清理积案、平复冤狱。一时人心大快,诉讼锐减,不出数月民风就为之一变。后因父亲去世,丁忧回乡。

  明洪武四年(1371),守孝期满的端复初被朱元璋召至京城,授为磨勘司丞,不久升磨勘令。磨勘司是明初短期存在的监察机构,主要负责监察、奏报各部司刑名、钱粮有无冤滥隐匿。凡钱粮米谷之出纳、货物之转运无不兼管,可谓肥缺。但端复初不为所动,兢兢业业、克己奉公。后来同僚下属纷纷落马,甚至有人被斩首弃市,唯独端复初身正品端,其清廉为世人所称道。朱元璋对他也大加赞赏,越级提拔他为刑部尚书。端复初到任后,精于判决,每有决断,无不援引大明律令;而在具体量刑时,则用法平允,决不滥用重典。当时杭州发生了震惊全国的飞粮案,被捕者达百余人。朝廷非常重视此案,派端复初亲往审理。由于案件牵涉面广,头绪繁多,初审时进展极为缓慢。端复初到达杭州后,将这些人分开囚禁,一一详加审问。然后将各自的供词加以比照,真伪立现。包括知府在内,对罪行都供认不讳。

  洪武五年(1372),端复初转任湖广参知政事。湖广经历元末明初的战乱,土地抛荒严重。为招徕流民复业,他制定了回乡耕种者免除一年赋税等措施。湖广地方千里,全省200余州县,很多政令都无法通达。复初奏请朝廷,选择贤良有才之人出任各地长官,同时加强监督,令行禁止。不出数月,各县事无巨细,均可做到迅速上报。其办事之雷厉风行,措施之切实有效,同僚无不叹服,民众更是惊为天人。一系列政策使得湖广生产迅速恢复,地方治安也不断好转。因政绩卓著,次年端复初又被召回京师。不久卒于任上。

  端复初曾言:“为官实难,贫然后安;事有不可,急中存宽。”告诫自己要安贫乐道,为官不可过急过苛。他还曾亲书“心契上天,脚践实地”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心契上天”,是要保持自我身心的高洁,不与世俗同流合污;“脚践实地”,则是要求自己为官踏实勤勉、力行实政。端复初一生的为人与为官,切实践行了这一诺言。

  端复初共有四子:分别以仁、义、礼、智为名。端木仁,字孝文;端木智,字孝思,洪武末年至永乐年间,兄弟二人同朝为官,孝文任翰林院待诏,孝思任兵部员外郎兼翰林院侍书。二人均极富文采,擅长作文,端木孝思尤工书法。

  洪武末年,端木孝文(生卒年不详)奉命出使朝鲜。明朝立国之初,即与朝鲜李朝开始了使节往来。但在早期,出使朝鲜的使臣以太监为主,偶有文臣前往,也是作为副使。遇到重大事件,太监不胜使命,明廷才会派文臣作为正使出访。孝文此次以正使身份前往,可见朱元璋对他是相当的器重。

  作为藩属国,朝鲜对于天朝使者自是不敢怠慢。孝文一行抵达王京(今首尔)后不久,朝鲜国王即以厚礼相赠,但孝文固辞不受。后来国王又以祝寿为名,备下重礼,派使者前来询问端木孝文行李在何处。孝文知道来者用意,命他回复国王:“吾持一节来耳,请惟以一节返。”“节”在古代指凭证或信物,“持节”指使者手持信物出使,后又借指人有气节。端木孝文在此一语双关,表明了自己一尘不染的坚定气节。

  建文四年(1402),端木孝思(生卒年不详)也奉命出使朝鲜。临行前,兄长孝文赠诗勉励:“我曾持节往朝鲜,汝亦承恩下九天。手足情深当此日,君臣义重报何年。云笼鸭绿江船月,风拂鸡翎土炕烟。奉使若无冰檗操,才如班马也徒然。”诗文仅四句,但意味深长。最后一句中,“檗”指黄柏,性寒味苦。“冰檗操”形容高洁的情操。“班马”指班固、司马迁(端木兄弟当时同为史官)。孝文以此告诫弟弟,出使最为重要的就是保持高风亮节。端木孝思受教而去,归来也是两袖清风,以一节回报了自己的兄长。

  端木兄弟二人先后出使朝鲜,清廉操守如出一辙,与元末使者的横征暴敛、胡作非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朝鲜《李朝实录》记载,兄弟二人使朝期间“俱有廉介,礼貌恭谨,举止不爽,国人爱慕”,其风采令李朝上下无不折服。为表彰二人的清节,朝鲜国王下令将王京接待二人的使馆,改建为“双清馆”,永为纪念。文思双清,成为中朝交往史上的一段佳话。(郑玉超)

  倪谦(1415~1479),字克让,号静存,上元(今属南京)人。明正统四年(1439)探花,授翰林院编修。景泰元年(1450)奉命出使朝鲜,朝鲜国王多  次以厚礼相赠,他都拒而不纳。对于众多的宴请,他也一一回绝。而与当地文人雅士,倒是多有唱和。他的文采深为当地文士推崇,诗文在朝鲜广为流传。回国后,倪谦将在朝期间唱和所得诗作,编为《辽海编》四卷,收录了中朝文人所作诗文近三百篇。这本被后人称为“最早的中朝诗集”的集子,促进了中朝两国的文化交流。

  天顺元年(1457),倪谦出任学士,入讲东宫。天顺三年,主持顺天府乡试。顺天乃京畿重地,达官贵人云集。当时就有权贵之子要求榜上有名,但倪谦秉公行事,未将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录取。不久即受人诬陷,被流放到广东开平。虽遭陷害,但倪谦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无怨无悔,他在《顺天府乡试录后序》中写道:“道济天下而不以为德,泽被后世而不以为能。宠辱临之而不惊,利害迫之而不变。”表现出宠辱不惊、耿直不屈的坚强气节。倪谦流放开平长达五年,但他并未消沉,其间以讲学为业,教书育人。许多生员在他的教导下都取得了功名,促进了开平当地学校与科举的兴盛。

  天顺八年(1464),倪谦官复原职。成化元年(1465),与长子倪岳一起奉命入史馆修撰《英宗实录》。父子同修实录,一时传为佳话。倪谦后升任礼部右侍郎,又转任南京礼部尚书。成化十五年(1479)逝世,追赠太子少保,赐谥号“文僖”。

  倪谦为人宽厚,与世无争;勤敏好学,著作丰硕,有《朝鲜纪事》、《倪文僖集》等传世。其家学更是为人称道,长子倪岳与三子倪阜同为进士出身,为官均清廉勤政、政绩斐然。

  倪岳(1444~1501),字舜咨,倪谦长子。天顺八年(1464)进士,选为庶吉士,授编修,参与编修《英宗实录》。历任侍读学士兼经筵讲官、礼部侍郎、礼部尚书、南京吏部尚书、南京兵部尚书等职。最后卒于吏部尚书任上。

  倪岳的一生,最重要的贡献在其针砭时弊、直言劝谏。早在任东宫讲官时,倪岳就经常借古喻今,针对时政提出一系列建言,对日后的明孝宗成为一代有为之君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弘治元年(1488),孝宗皇帝登基不久,时任礼部侍郎的倪岳就上疏,进言“畏天戒”等七事,不久又上疏言八大事。主要有节约皇室开支,革除滥设官职,减少斋醮,罢停浩繁工程,加强对地方藩王管理等,明孝宗大多予以采纳。弘治六年(1493),倪岳出任礼部尚书,上疏劝谏明孝宗“勤讲学,开言路,宽赋役,慎刑罚,黜奸贪,进忠直,汰冗员,停斋醮,省营造,止滥赏”等事,被皇帝一一采纳。当年各地灾异奏报不断,倪岳于年底将四方灾异集为一编,以时间先后为序,对每件灾异加以分类,并引经据典,论述皇帝应顺天安民、勤政保国的思想。孝宗十分赞赏其忧国忧民之心,特下诏嘉奖。次年,皇太后欲召番僧领真等人入京,身为礼部尚书的倪岳又上疏劝阻,他认为番僧国师向为中原地区所无,且其礼仪与内地相去甚远,于国体不宜。最终孝宗决定不再召见,避免了番僧觐见对沿途百姓的骚扰。

  弘治十二年(1499),南京天灾不断,时任南京礼部尚书的倪岳率领南都九卿,上疏陈言20件事,如“法祖宗、恤军民、选将帅、积边储”等,皆切中时弊。不久清宁宫发生火灾,又陈言“勤圣学、开言路、省供应、节亲藩、惩欺蔽、恤困穷、核名实、疏淹滞、停工役、恤刑狱”等28事。明孝宗对这两份奏疏十分赞赏,特意将其下达至六部各司,命他们详加研究,然后一一施行。同年,倪岳改任南京兵部尚书。虽身在江南,他却丝毫未忘千里之外的西北边患,又上疏对西北边境用兵作了全面剖析,提出了增重将权、增设城堡、招募壮丁、明信赏罚、严防间谍、实施屯田、恢复边漕等一系列措施。弘治十三年(1500),倪岳回京任吏部尚书。虽手握铨选大权,未曾有半点骄奢之心。他知人善任,严绝请托,为朝廷推举了不少良才。

  倪岳身材魁梧,性格坚毅,文韬武略兼而有之。他善断大事,每至廷议国事,聊聊数语即可决断。在职期间,先后上疏言事百余件,军政、经济、礼仪无所不及。兴利除弊,卓有成效。每当其奏疏批复传出,即有人抄阅,广为流传。

  弘治十四年(1501),倪岳因病去世,年仅58岁。病重之时,正值西北边防告急,倪岳在昏迷中,嘴里仍在念叨“御虏”。临终前,还拖着病体,在床榻上写下“言朝政”一疏,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弘治皇帝闻倪岳死讯,悲痛不已,特赐钱万贯为他治丧,并赠荣禄大夫、少保,赐谥号“文毅”。

  倪阜(?~1508),字舜薰,号东冈,倪谦第三子。倪阜从小受父兄影响颇深。父亲倪谦对其教导极严,并要求他与兄长倪岳相互促进,告诉他们“兄弟自相师友,古已有之”。在父兄的教导下,倪阜学识日益精进。

  成化二十三年(1487),倪阜中进士,被选为庶吉士。弘治二年(1489)授为工部主事,先后担任浙江督催织造、芜湖督课等职,所到之处,均两袖清风。后任工部员外郎,管理京城街道。京师繁华之地,事物浩繁。倪阜悉心治理,事必躬亲,三年间京城街坊井井有条,很少有诉讼纠纷发生。弘治十八年(1505),倪阜出任山东布政司左参政。当地盗匪猖獗,声势浩大,地方官员束手无策。倪阜先孤身实地了解匪情,随后巧妙设计擒获贼首,其余部下作鸟兽散,大部分被官府招降,山东地方又恢复了安宁。朝廷派钦差到当地勘察防务,按照惯例,地方官员一定是大加宴请,厚礼相赠,但倪阜秉公办事、毫不逢迎,当地百姓因此免受骚扰,对他感激不已。正德二年(1507),倪阜升任四川布政使。离开山东时,数千人为他送行,众人纷纷落泪。行至岳州,倪阜一病不起,次年正月病逝。归葬上元时,行囊空空,乃至连办丧事的钱都没有。其平生之清廉,日月可鉴。

  1995年,文物部门在南京江宁区东山镇发掘了一座明代古墓,出土了一方石质墓志铭,上盖隶书“大明故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倪公阜墓”。墓室内空间狭窄,仅能容纳一具木棺。木棺已完全腐烂,骨骸尚存,但未发现任何随葬物品。看来史书所载“无以为敛”,言之凿凿。倪阜一生清苦,四百多年后,人们仍唏嘘不已,充满崇敬之情。

  倪氏一门三进士,其中倪谦、倪岳父子同在翰林为官,逝后俱赐谥号“文”,有明一代,这还是第一次。《上元县志》赞倪氏“衣冠之盛,为南都第一”。即说倪家仕途之盛、官位之高,在南京首屈一指。更重要的是,倪氏父子三人为官,均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深得当地及家乡百姓的爱戴。为纪念他们,后人将倪家旧居所在地,即今天南京市白下区南起大光路中段、北接八宝前街的一段,改为尚书巷,至今仍沿用这一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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