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山清风
金陵廉史
一方水土 哺育清风——唐诏、何宏、茅宰、陈载春、甄伟壁
更新时间:2010-05-28  浏览次数:

  六合县,位于南京西北方约130里,长江奔流其南,西面则有滁河萦绕,东伏灵岩,北峙冶山,为南北交通要道。史书称其古属扬州,俗喜商贾,号为繁侈。成为南京下辖一县后,感染于金陵文雅儒风,遂渐相变。文治礼乐渐兴,民风趋于淳厚。当然,这种变化自然不在朝夕之间,需要几代人的付出,其中,便包括了数位知县的不懈努力。

  坏法身家灭 贪赃天地诛

  唐诏(生卒年不详),字廷宣,山东阳信人,成化五年(1469)由监生出任六合知县,后任太平府同知。为官清正,尤重地方教育。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苦,半身戎马,身知文化的重要性,同时也为了加强对全国的思想控制,建国之初便建立了一套从地方到中央的完备的学校制度。中央有国学,地方有府、州、县学,为了教化民间,又在天下广立社学。至明世宗成化年间,明初的励精图治已渐渐不再,政务废弛,地方教育也呈现了荒废的局面。

  唐诏初令六合,恰逢岁歉,流民四出,野有饿殍。巡视途中,路经县学,修建于30多年之前的屋舍已是破败不堪。亟欲修葺,又恐困扰黎民,只得作罢。唐诏于是一面积极与民休养,一面四处奔走,为修复学校做着准备。

  接连两年的丰收,使得六合县恢复了往日的生气,唐诏见此情景,便上奏提学御史,用官家款项的余额招募民人修复县学。施工期间,部署规划均出自唐诏之手,一日之中,更是数临工地。对待下人,有劳便付其偿,未使一人待遇不公。整葺完县学之后,唐诏又开始恢复社学,从选定新址,到格局规制,皆出唐诏之手,尽量做到与民方便。建成之后,广选庶民子弟以充生徒,登门拜访当地耆硕,延请其为教师,规定学制,严加考核。数年之间,六合风俗化淳,儒风雅集,唐诏功不可没。

  除了重视教育,对官吏的个人修养,唐诏也是极其注意。任职六合县令期间,唐诏往往是蔬食淡饭,百姓遇事至县衙,必以礼相待。六合县城内的城隍庙门上,挂着唐诏的亲笔条幅:“坏法身家灭,贪赃天地诛。”一次唐诏其父来六合小住,其间有富商赠予金钱。唐诏得知后,怕出言顶撞其父,于是待归乡之时,躬送其至扬州,突然相告愿辞官回乡侍奉二老。父大惊,问为何有如此想法,唐诏这才将此事娓娓道来,其父于是尽出富商所赠。唐诏良苦用心,既尽了为人子的孝道,又守住了为人臣的清廉,一时传为美谈。

  教书先生 耿直县令

  何宏,字道充,别号钝庵,广东顺德人。正德二年(1507)中举,授通州学正,后为泰州学正,以教绩擢升六合知县,为政颇有建树,深得民心。官至南京江西道御史,德安知府。

  继唐诏之后的几任县令,或安于守己,或无为而治,大多默默无闻。数十载春秋后,大明王朝的历史也写到了武宗一代。这是一个极不安定的岁月,政令松弛,苛税四出,六合县作为交通要途,供应繁多,徭役也是层出不穷,民人不堪其苦。何宏的到来,对六合百姓来说,无异于久旱逢甘霖。

  教谕出身的何宏,书生气十足,尚古道,重节义,其为泰州学正期间,恰逢通州饥荒,巡抚开仓赈济,命何宏的学生监护,并且有言:“何先生的弟子,必定不会欺瞒。”任职六合以后,何宏事无巨细,免除桥梁津关杂税,均定徭役,缓征钱粮,与民休养。禁奇巧淫靡之俗,极力恢复六合淳厚之风。

  为官耿直,不畏强御是何宏的另一个特点。六合有豪强与南京权贵争讼,官府惧怕得罪双方,久而不决,朝廷命何宏前往处理,立马便有结果。溧阳县有民被控杀人,拷打至死,案情不明,百姓怨愤,都察院令何宏审理,很快水落石出。何宏为官,只要认准的道理,便会义无返顾。他曾因一件案子与御史田顼发生争执,田顼三驳其论,释放疑犯,何宏则三次执人,谓此人必判其罪。田顼感慨道:“县令竟然不为御史所阻挠,可以称得上是贤令了。”

  何宏居县六载,治理休明,政通人和,以政绩迁升南京江西道御史。离任匆匆,百姓不得相送,于是觅得其靴珍藏,后又在当地社学旁立去思碑与生祠,年年祭祀。

  年少县令

  茅宰(生卒年不详),字治卿(或字国卿),浙江山阴人。嘉靖九年(1530)由进士知六合县,后升任南京刑部主事,不久卒于官。茅宰莅职六合年方27岁,但为人老成持重,办事自有定见,政绩不俗。

  当六合百姓得知即将上任的县太爷还是个年轻书生时,心中不免暗自担心。自从正德年间的县令何宏离任后,接续的几位县令并无政声。而如今这样一位少年县官,能否改变已是每况愈下的局面?

  很快,这样的疑虑便被县令一系列的举措所打消。针对六合县的具体情况,茅宰做出了诸多规定。六合地处交通要道,担负着往来官旅、军驿的日需供给,相应的徭役,费用往往会摊派给百姓。茅宰下令将原来规定的传驿膳食减少十分之四,费用大减,缓解百姓劳苦。同时又将六合百姓按财产分为九等,作为摊派徭役、征收赋税的准则。并特意订制了一系列表册,将每户应当交纳的税物数目注明,在征收之前先发给百姓,从而使奸吏猾胥无从渔利,百姓不受欺瞒。

  政令的清晰明确,显示出了这位年轻县令的坚毅和敢于任事。遇有民间争讼,茅宰往往是亲自收录,不经门吏之手,以免从中作梗。引百姓至堂前,先让其自陈事实,然后再徐徐做出结论,往往公允得当。他不轻易用刑,犯法者往往让其服役输粟抵过,但有豪强顽民屡教不改者,必依律处置。张弛之间,显露出茅宰治政的老道与成熟。

  在六合的5年间,茅宰最出色的举措当属驱灭蝗灾一役。时值嘉靖十二年(1533),正是茅宰居官的第二年,治下的六合渐有起色。如果说人事方面尚可凭茅宰个人能力尽力为之,那么像蝗虫这样的天灾,光靠县令一人难以成事,必须发动百姓群起而攻之。为此,茅宰先是举行了庄重的遣蝗祭告城隍的活动,将成化年间知县唐诏在城隍庙门上留下“坏法身家灭,贪赃天地诛”的楹联重新镀金,大小官吏们看了为之一震。而茅宰慷慨激昂的陈词则暗示着百姓此役灭蝗必有神明相助,只需放手去搏。并且规定,按照消灭的蝗虫数可以换取一定的物资奖励。于是群情涌动,无不争先恐后。然而此次灭蝗展开不久,茅宰就遭到邻县的横加指责,认为灭蝗纯属胡来,将蝗虫全都赶往他处,是以邻为壑之举。对此,茅宰修书告明:我县捕蝗虫,汝县亦捕蝗虫,如此一来,怎么还会有蝗灾?此事传至朝廷,当政者下令各遭灾郡县均当以六合为榜样,展开行动,充分肯定了茅宰的成绩。

  闲暇之余,茅宰最喜欢去的地方便是学校,在那里,同士子们亲切的交谈,讨论学问,相与唱和,谈笑间尽显古代循良风采。

  一心爱民的知县

  陈载春(?~1639),山东历城人,号澄渠。万历八年(1580)进士,曾历官顺德知府、河南副使。史书称其天性醇谨,任职皆有实政。致仕后居家清简,管教家人极严。崇祯十二年(1639)清兵掠山东,城破不屈而死。

  陈载春有个习惯,喜欢一个人拄着拐杖,出没于六合乡间,这样既可以体察民情,同时又不扰民。他那身总是洗得发白的装束,使人很容易辨认出这位谦和的县令。万历年间税使四出,天下汹汹,有一位好县令的庇护,可谓福气。

  陈载春上任,首先便是承袭了嘉靖年间县令茅宰的做法,分百姓为九等户,以户等定役,不使民累。张居正改革期间,曾要求天下广计田亩,以便征税。至载春时,改革虽已停止,但田亩清算工作仍在进行,最后查出数处隐匿的民田,应当追缴赋税。陈载春出面阻止道:“当今朝廷清查田亩,并非是为了加税,而是要使天下平均,加税之例不可行,不如摊入旧田赋额,可使百姓少累。”又因为开挖河道,有损民田,决定宽免芦州等地税款,尽量弥补百姓的损失。

  在六合县的几年里,陈载春兴修水利,开挖陂塘,时时维修。丰年之时,又极有远见地让官府买进米谷,等到岁歉之时,开仓济民,使六合无饥。亲自颁定条谕,归化劝民。载春平时只是粗茶淡饭,离任之际,随身萧然,一身正气毕显。

  毫厘不贪的县令

  甄(zhēn)伟璧(生卒年不详),字连城,许州人。

  一座并不起眼的坟莹前,新上任的六合县令甄伟璧带着大小官吏亲自祭拜。坟里葬的,并不是什么六合乡里先贤,也不是甄伟璧的私交好友,而只是一位为自己清贫士子殉节的妇女。万历末年,朝纲不振,学校选举弊窦丛生,士风由明初的淳厚朴素而一变为绮丽浮夸,不求实际,众多抱守穷经之士几于赤贫。新县令上任此举,着实是激励士子,力拯世道之举。同时也让人感觉到了此位县令的不同之处。

  甄伟璧并非只空谈道义,其算法精核,田亩丈尺,征收数目,往往屈指便能得出结果,胥吏不敢作弊。判案断事,果敢敏锐,如有神助,胥役无从下手。期间有县绅赠以财物,伟璧正色拒之:“没有什么是我需要的!”六合大旱,一步一祷,百姓为之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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