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山清风
金陵廉史
不畏权佞抗大奸——寇天叙、孙 懋
更新时间:2009-11-12  浏览次数:

  做官当如青天白日的寇天叙

  寇天叙(生卒年不详),字子惇,山西榆次人,因榆次之南有涂水,别号涂水。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进士,历任南京大理评事、宁波知府、兵部右侍郎等职。正德十四年(1519)秋出任应天府丞,历时四载。期间恰逢宸濠之乱,明武宗驻跸南京,幸亏有寇天叙等一帮官员苦心经营,南京才得以免于兵燹与昏君的双重困扰。

  深秋的早晨已略带几分寒气,宁波城门外却已挤满了人,他们翘首以待的,是已经卸任的知府寇天叙,因为政绩斐然,寇天叙被朝廷新任命为应天府丞,即将赴任。当寇天叙的身影出现在城门口时,下跪的乡民们用了一种最简单而又最诚挚的方式来作最后的挽留,寇天叙的眼睛湿润了,这无疑是对其为官政绩的一种褒奖。上任伊始,寇天叙曾书“青天白日,高山大川;爱民如子,处事如家”四语为自己的座右铭。三年中,寇天叙以爱民节财为政,铲除武断乡曲的豪强,重视地方教育,注重培养年轻才俊,赢得了一致称赞。今天,面对乡民如此挽留,寇天叙只能长长作揖。对于他来说,宁波的三年只不过是一个开始,他需要更大的舞台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

  南京,对于寇天叙来说并不陌生,金榜题名后的第一次仕官便是出任南京大理寺评事,作为陪都,其政治风险显然非宁波这类城市能比。行船中的寇天叙,至今还对当时判案的艰难记忆犹新。南京作为明朝开国之都,权势显要遍布,若有巨姓犯法,往往不出官而以家人奴仆代罪,面对此情,寇天叙往往据理力争,愤然道:“天道神明在上,何人胆敢欺骗?”刚刚踏上仕途的寇天叙,清介自持,不滥交游,只要政务稍闲便是闭门读书,平时生活更是布衣蔬食,保持书生本色,当时留都人人知道有这么一位宼评事。如今旧地重游,自己身上的担子绝不会轻松,而此时的大明王朝,因为宸濠之乱的爆发,西南已是风雨飘摇。

  初到南京不久,武宗亲征,驻扎南京,耗费巨大,时为应天府尹的胡公又积劳成疾,寇天叙独撑大局。寇天叙非常明白,作为臣子,如果不拿出十二分的精力去应付这位明代历史上最荒唐的皇帝,自己的官位不说,遭殃的将是南京的百姓。

  明武宗身边最大的佞臣江彬自然不会放过这次下江南搜刮的机会,此时他已被任命为提督赞画机密军务,并督东厂锦衣官校办事,权倾朝野。此次亲征途中,他曾矫旨捆缚长吏,逼死通判。在扬州,又据民居为都督府,导帝渔猎,一路上乌烟瘴气。刚到南京,江彬便借军需之名,向寇天叙索要钱粮。此时的寇天叙则完全摆出一副宁可弃官不做的姿态:每日戴一小帽,穿一大撒,晏然坐于堂上,又因眼睛有点近视,常常眯着个眼,似睡非睡的样子。江彬差人前来则佯装不见,直至走到跟前呼钦差到,才起立作揖,说道:“南京百姓穷,仓库没甚钱粮,无可操办,我身为府丞,难辞其咎,所以只好穿个小衣守在衙门,专等大人来拿。”寥寥数语,道出了寇天叙为官的底线,宁可丢掉头上乌纱,不可逢迎一钱。来人无可奈何,只得如实禀报。往来数次,都落得相同结果。江彬碰了这么一个软钉子,当然不肯罢休,日夜派人监视寇天叙,妄想抓到什么把柄。有知情者提醒寇天叙,江彬将对其不利,可前往谢罪以脱身。寇天叙正色道:“死生有命,岂人所为,命若得祸,岂谢能免?”说罢,拂袖而去。不久恰逢江彬生日,南京大小官员群聚庆贺,甚至行四拜之礼,唯独寇天叙长揖不拜。事后,江彬也只能叹道:“寇公,真君子也。”正因为寇天叙毫不让步,包括江彬在内的众多佞臣一时收敛许多。武宗驻跸期间,南京民无大困,寇天叙功不可没。

  宸濠之乱平后,大军北归,寇天叙便一心扑在了民事上。恰逢武宗病逝,新君嘉靖登基,他也想有一番作为。寇天叙便应诏查举七事,奏请将地方进贡不急之物及进鲜船只等杂项冗费全部裁撤,百年积蠹,一朝尽去,南京上下,莫不称快。嘉靖三年(1524)岁值荒歉,南京城大饥,寇天叙竭尽全力赈济。不久又瘟疫横行,他更是不顾部下阻拦,亲自巡视,给药救民。一时间士林倚重,百姓依归。

  是年冬,寇天叙升任宣府巡抚。即将启程赴任的寇天叙最后一次望了望巍峨的钟山,回忆起的是自己那四句为官之道:“青天白日,高山大川;爱民如子,处事如家。”城外,滚滚长江,经流不息,但南京,确已记住了这一轮青天白日。

  不畏死的言官孙懋

  孙懋(mào)(生卒年不详),字德夫,慈溪人。正德六年(1511)进士,授蒲城知县,不久擢升南京吏科给事中,后为广东布政司右参议。先后任广西按察副使、江西参政,嘉靖十六年(1537)出任应天府尹。孙懋一生,仕途坎坷,而最为后人所称道的,是在南京给事中任上同江彬展开的殊死斗争。

  南京城门外,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渐行渐远,跟随的家仆,行李萧然,如果不说,谁都不知,这里面装的是一位应天府尹卸任归田时的全部家当。身后相送的人群,不禁扼腕叹息。

  这位老者就是孙懋,年已70的他按照官员致仕的规定,向朝廷递交了辞呈,很快得到批准。在南京父老与公卿大夫的一片惋惜声中,孙懋结束了自己近30年的官宦生涯。南京这座城市,留下了当年他那荡气回肠的篇章。

  宸濠之乱,武宗驻跸南京,时任南京给事中的他身居言路。在明朝,言官往往被人看作是清要之显,上可逆龙鳞,下可刺奸邪,有整肃纲纪,澄清吏治之责。明英宗就曾规定凡是有关政令得失,军民休戚,百官奸嬺之事,给事中均有弹劾之权。孙懋正是抱着这种澄清天下之志,开始了其言官生涯,而矛头更是直指当时朝中最大的佞臣——江彬。

  武宗一朝,嬖幸用事,皇帝不理朝政,四处游玩。江彬更是利用这一点,每每劝诱武宗。百官若上言进谏者辄受廷杖,轻者残废,重者当场毙命。孙懋进言之前,有友人相劝,孙懋正色说道:“我乃言官,怎能怕死!”他不顾个人安危,上书直陈利害,大意为:

  “微臣阅读史书,发现自古国家信用奸邪小人,无不遭受祸害。媚君邀宠而自恃者,必将危害社稷。江彬有枭雄之资,心里却怀邪佞之道,蛊惑圣心,诱导出巡,游乐没有节制,轻薄丧失尊威,使得四方惊骇,百姓皆知。难道陛下忘记了土木堡之变的教训?长此以往,国家将处于危难之中。恳请下旨将江彬拿送法司,以平息民怨。”然而,此疏文如泥牛入海,武宗并未理会,江彬更是肆无忌惮。

  驻扎南京期间,江彬每日怂恿武宗夜游,而当时已有传言,手握重兵的江彬很可能与当时叛乱的朱宸濠里应外合,图谋不轨。获此消息的孙懋立即上奏,暗指江彬包藏祸心,言辞激烈。江彬生日那天,众官前往祝贺,孙懋说道:“我直言进谏,所上疏文,无非就是想置江彬于死地,而现在要我前去庆贺他的生日,岂不是自相矛盾吗?”正是在孙懋这一班官员的重压之下,江彬才不敢轻举妄动,南京城的百姓得以躲过一劫。

  20多年后,当孙懋再次回到南京,已是垂垂老矣,嘉靖初期风驰电掣般的改革已然停止,朝廷又回到了当年武宗时期的旧模样,孙懋心力交瘁,在失望中决意远离大明王朝的政治中心。

  孙懋一身清廉,归隐之后,将所余俸禄在家乡建祠宇,置祀田,修葺先人坟茔,接济亲友,自己却身无长物。家中更是萧然环堵,而他读书其中,怡然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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