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山清风
金陵廉史
“更喜囊无暮夜金”——韩邦奇
来源:   更新时间:2009-11-12  

  韩邦奇(1479~1556),字汝节,号苑洛,陕西朝邑(今陕西大荔县)人。韩邦奇出生在一个官宦家庭,父亲韩绍宗官至福建按察副使,哥哥韩邦彦曾任河南郑州、祥符等地知县,父子二人学识人品均为世人推崇。韩邦奇从小受其父兄影响颇深。
  正德三年(1508),韩邦奇考中进士。当时正值刘瑾把持朝政,朝中大小官员争相前往拜谒。韩邦奇却从不攀附,其浩然正气显露无遗。带着一身的正气,韩邦奇堂堂正正地开始了自己的仕途生涯。他先后出任吏部考功主事、考功员外郎等职。有一次他负责考察都御史政绩,一位都御史偷偷地向他行贿,被韩邦奇当场夺过红包,怒斥一番。在场众人个个失色,再无人敢试图舞弊。
  正德九年(1514),韩邦奇调任浙江按察司佥事。当时宦官王堂为严州镇守,四处搜刮民财,胡作非为。为讨正德皇帝欢心,他还强征当地的鲥鱼与富阳茶为贡物,民众不堪其扰。韩邦奇目睹此情此景,愤而作民歌《富春谣》,其歌词写道:“富阳江之鱼,富阳山之茶。鱼肥卖我子,茶香破我家。采茶妇,捕鱼夫,官府拷掠无完肤。昊天胡不仁,此地亦何辜?鱼胡不生别县?茶胡不出别都?富阳山,何日摧?富阳江,何日枯?山摧茶亦死,江枯鱼始无。山难摧,江难枯。我民不可苏。”这首《富春谣》,体现了韩邦奇对朝廷横征暴敛的不满和对百姓清苦生活的同情,长期传颂于富春江畔。后来韩邦奇上《苏民困以保安地方事》一疏,详细陈述了宦官在当地的恶行。而王堂一伙却诬告韩邦奇作歌“诽谤朝廷”,最终韩邦奇被革职回家。
  嘉靖元年(1522),韩邦奇起复为山东参议,后升为山西巡抚。嘉靖二十三年(1544),调任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不久又升迁为南京兵部尚书。这一时期,韩邦奇“政益严肃,守益俭朴”,为官更加严格认真,生活则更加简朴无华。韩邦奇为官秉正严肃,是出了名的,每次升堂或会见下属,必定正色而坐,不怒自威;下属无论站立还是退下,均屏息静气、毕恭毕敬。韩邦奇认为这样有助于肃清当时萎靡不振的官场风气。生活上,韩邦奇一家多食素,偶尔用俸米去换点肉。而除俸禄外,绝不收受任何馈赠。家中除了两个青衣小童外,再无其他闲杂人等。平日无事,即在家读书著述,深居简出,即便是南京九卿同僚,也很少与之往来。出入官署,均是孑然一人。下属拜访议事,往往寥寥数语即行决断。所以有人形容韩邦奇家的庭院平静如水,不闻脚步之声。而韩邦奇自己则说:“为人当时常静坐,以便反思自己所做之事是否合适,是否有令人悔过之处,以便加以及时补救。”正所谓“静坐常思己身过”。
  生活上的深居简出,并不意味着韩邦奇不问政事。恰恰相反,虽身在留都,政务清闲,但他忧国忧民之情一刻不曾衰减,他先后上奏,为朝廷举荐良才数十人。嘉靖二十八年(1549),已经71岁高龄的韩邦奇,经过详细的实地勘察,写下了《陈愚虑以奠江防以固重地事》一疏,对加强南京地区的防守事宜,作了详尽的规划。如果我们联系到之后愈演愈烈的“嘉靖大倭寇”,就不得不佩服韩邦奇的深谋远虑。
  嘉靖二十九年(1550),72岁的韩邦奇,因年事已高,告老还乡。离开南京时,很多同僚及民众前来为他送行,不少人动情而泣。向以严肃著称的韩邦奇此时也不禁动情,但他还是以平和的心态吟诗一首,与大家作别:“非才尸素圣恩深,士庶何劳泪满襟。……还看匣有平津剑,更喜囊无暮夜金。”“更喜囊无暮夜金”一句,将清白为官的韩邦奇轻车简行,一身轻松的心态,展现得淋漓尽致。
  回到家乡的韩邦奇,仍孜孜不倦地著书讲学,写下了《性理三解》等颇具影响的著作,并有个人文集《苑洛集》传世。嘉靖三十四年(1556)冬,关中发生大地震,78岁的韩邦奇不幸遇难。朝廷追赠他为太子少保,并赐谥号“恭简”。“恭”,言其谦逊有礼、为国尽忠;“简”,则概括了他清廉简朴的一生,可谓恰如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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